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由于王明、博古等“左”倾中央领导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以至工人运动各个方面，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党在白区工作接连遭到破坏，党、团、工会组织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捕，不少同志惨遭杀害。特别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以后，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请示共产国际后，临时中央决定整个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进入中央苏区
1932年入冬以后，刘少奇经过一番化装，在地下交通员的陪同护送下，乘坐一艘由上海驶向汕头的客轮。抵达汕头后，又由汕头的秘密交通站护送上船，前往广东大埔。再由大埔秘密乘船至广东、福建交界的游击区，上岸以后即由武装交通护送，进入红色国土，过上杭，经长汀，入江西境内。一路上，刘少奇虽有人护送，走的是一条上海至瑞金的安全秘密交通线，但多为日伏夜行，甚至边停边行，非常艰辛，经过一、二十天，终于到达了红都瑞金，住在沙洲坝。
随着刘少奇及全总机关的其他负责同志来到瑞金，193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简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女工部、青工部、福利部、社会经济部、国家企业部、文化教育部。各部选配了得力领导和精干的工作人员，整个组织运转协调，坚强有力。两年前成立的设在瑞金的全总苏区执行局即行撤销。
全总委员长吃“包包饭”
刘少奇到中央苏区以后，首先就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深入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先后到过中央兵工厂、弹药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及其他许多中央的直属工厂和军队医院。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常常和群众谈心到深夜，群众都会给他讲心里话。每到一处，他都和工厂、工会干部及职工群众讲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指出革命胜利的前途，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对职工们说：“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英勇坚强的工农红军，枪炮有敌人给我们造，有敌人运送给我们（意为从敌人手里缴获过来）；但我们还需要很多东西，才能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这就要靠我们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三个臭皮匠可以成为一个诸葛亮，社会是人创造的，道路是人走出来的。”
此时中央苏区生活十分艰苦。国民党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向苏区发动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革命“围剿”，并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妄图将红军和苏区群众打死、杀死、饿死、冻死。苏区的物资供应因此极为紧张，粮食奇缺。为了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当时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粮食供应标准较低，但还是自觉地每人每天节约二、三两米去支援前线，当地的苏区干部都“自带干粮来办公”。这样一来，吃大锅饭的办法就行不通。后来大家商议出了一个办法，即吃“包包饭”。就是用当地一种长阔叶的野草织成草包，每人发给一个，每人每天按自己的粮食定量，把大米放在包里蒸熟，包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吃饭时就各人打各人的饭包。刘少奇每天坚持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吃“包包饭”，一天经常只吃两餐，每天省出4两米。有时饿着肚子工作，从没搞过丝毫特殊。
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带头吃“包包饭”的消息传到前线后，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全体指战员。有的红军战士打完仗之后，便端着饭碗数数自己打死了几个敌人，捉了几个俘虏，缴了几支枪。要是有了战果，就高高兴兴地吃饭，要是战果不好，心里就难过，觉得对不起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并默誓下一次战斗要多杀敌人。
健全与完善工会组织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成立以后，刘少奇竭力排除“左”倾路线对工会组织建设的干扰，健全和完善中央苏区各级工会组织，壮大工会队伍，使工会组织成为苏维埃政权中的柱石。
在这之前，中央苏区各级工会只有地方省、县、区、乡工会的联合，没有建立系统的产业工会。由于“左”倾路线的条条框框，苏区工人队伍中占绝对优势的手工业工人、苦力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业工人，被排斥在工会组织的大门之外。刘少奇从苏区现代工业落后的实际出发，结合根据地工人运动的特点，亲自着手建立系统的产业工人工会。
1933年4月1日至7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会指导，并对农业工会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大会通过了《农业工会章程》和农业工人的经济斗争纲领，确定了农业工会的各项工作，选举产生了中国农业工会临时中央委员会，还决定创办农业工会机关报。工人领袖刘少奇亲自主持并自始至终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使出席农业工人代表大会的244名代表倍受鼓舞。
接着，刘少奇又于1933年5月1日主持召开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1日主持召开中国纸业工人代表大会，9月1日主持召开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这些代表大会，先后在瑞金成立了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中国纸业工人工会、中国国家企业工人工会。这些产业工人工会直辖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各省相应成立了省级各产业工会。
中央各产业工会设有组织部、文教部、女工部等部。省级各产业工会受省工会联合会领导。各县成立县工联，根据工人实际情况成立产业性质的县级工会。如某业工人很少，就不成立该业县级工会，直属于县工联。区有区工联。乡只成立一个工会，村有支部，支部下设小组。3至10个工人成立1个小组，选小组长1人。3个小组以上，就召开会员大会成立支部，选出支部长1人，委员5至7人。3个支部以上就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乡工会。采用三三制来发展工会组织，并建立了会议报告制度。产业工会的成立和各级工会组织的健全，推动了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让“独立劳动者”加入工会
在苏区各级工会的健全与完成过程中，围绕着工会会员的成份问题，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独立劳动者”能否加入工会，加入了的怎么办。这实质上是正确路线和“左”倾错误路线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分歧和斗争。
其实这个矛盾由来已久。1930年2月，全总提出了《苏维埃区域工作大纲》，指出：凡是自己没有生产工具被雇于人而依赖自己的劳力所卖得的工钱而生活者，才算是真正的工人；凡手工业如理发、裁缝、木匠等带有学徒、助手、雇工的店员或老板，你们虽然自己参加劳动，但他们同时又是剥削别人劳动力的，这当然不能算是工人加入工会，就是没有带学徒、助手或雇工的独立劳动者，因为他们没有雇主的剥削，所以也不能算是工人加入工会。这样，《大纲》就把手工业工人划为“独立劳动者”，不算工人，不能加入工会。1931年12月颁布的《劳动法》的?；ず腿ɡ鸵苑傻男问桨?ldquo;独立劳动者”排斥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中央工农政府副主席项英解释说：“独立劳动者，也是沿门卖工，靠工钱来维持生活的，但他不是工人，就不能享受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1932年1月，全总苏区执行局发出《关于独立劳动者问题的通知》，错误地要求各级工会坚决洗刷“独立劳动者”，建立所谓真正的阶级工会。同年2月，由全总苏区执行局主持召开的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作出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要组织百分之百的阶级工人于工会之内，规定“独立劳动者不是工人，不能加入职工会”，还把独立劳动者加入职工会，看成是职业性的行会组织，要以斗争的手段作为敌对分子去洗刷。于是，中央苏区各级工会组织两次大整顿，对独立劳动者进行大清洗耳恭听，把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农业工人、自做自卖和沿门卖工的独立劳动者从职工会中洗刷出去了，达到了“组织百分之百的真正阶级工人于工会的目的”。这实质上是一种取消苏区工会的做法。
刘少奇首先发现了中央苏区工会洗刷独立劳动者的错误，并在报刊上撰文批评。1932年4月，刘少奇化名仲篪，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9期上发表了《苏区阶级工会会员成份》一文。文章针对中央苏区工会中出现的错误，正确地回答了哪些人应该加入工会，哪些人应该从工会中清洗出去，怎样确定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等一系列问题。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驱逐独立劳动者出工会”，“驱逐师傅出工会”的口号，实质上就是取消工会组织。结果是孤立自己，扩大对立面。他说：“这样一来，如是散在乡村和城市中间的手艺工人、雇农、苦力、短工等都要被驱逐于工会之外。……工会就只有取消，这当然不是什么阶级路线，而是雇主喜欢这样做的。”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就必须正确地区分阶级界限。刘少奇指出：“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都应加入工会，不管他们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怎样，或者还有很少的自己的工具，作为他出卖劳动力的必需的条件。”这就是说，不能把那些“独立劳动者”、“手工业工人”从工会中洗刷出去，只能把那些剥削工人的“包工头”“半工头”洗刷出工会。
刘少奇的正确观点，很快地为党中央和全总多数同志所赞同。洗刷“独立劳动者”出工会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1932年9月，全总发出《为工会会员给各苏区的信》，明确指出：中央苏区在会员问题上清洗独立劳动者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坚决反对工会的取消主义与关门主义。信中要求“苏区工会必须制止清洗独立劳动者”，“把他们组织到工会队伍里来”，而且规定：凡是承认工会的章程，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无产阶级）或主要来源（半无产阶级）的工人、雇农、苦力等，不论他的年龄、性别和籍贯及宗教信仰与政治见解如何，均可加入工会为会员。
然而，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全总苏区执行局对全总的指示信没有仔细领会和认真贯彻。刘少奇来到中央苏区，成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以后，遂采取果断措施，纠正这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1933年5月1日召开的全国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案，宣布清洗独立劳动者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洗刷工作，而且应当把他们吸收到工会里来。从此，苏区广大独立劳动者踊跃加入工会，扩大了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了工人阶级力量。到1934年3月，苏区工会会员达25万人，其中中央苏区14.5万人，比1932年增加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