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正值早稻耕田时节，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陪同一位身材高大、身着褪色的灰布军衣、脚穿黑布鞋的人，沿着寻乌县城弯弯曲曲的小街走着。只见寻乌城内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街上人来人住，熙熙攘攘。他俩边走边谈，还不时地用手比划着。这位湘音很重的人肩膀宽阔，双手特别长，走起路来挺有精神，一头黑发长而蓬松，分披两鬓，露出宽宽的前额。他就是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毛泽东和古柏肩并肩地走着，不一会儿就来到南门街的一家杂货店。店主郭友梅坐在店堂里，手托水烟筒吸着烟，见古柏领来一位陌生人，连忙起身让座。古柏指着身穿灰布长衫的老人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郭友梅先生，年近六旬，他不仅在寻乌的历史长，而且1926年至1927年任过两任商会会长，对寻乌县城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毛泽东上前亲切握手，连忙招呼郭友梅坐下。古柏又向郭友梅介绍：“这是毛委员。”郭友梅听说是毛委员，又惊又喜，连声说：“呵，毛委员！久仰，久仰，请座。”转身去倒茶。毛泽东坐下，扫视店内摆设，货架上稀稀落落摆着几卷布匹及日用小百货等。待郭友梅端上茶水时，毛泽东连声说：“谢谢，谢谢，我今天想和你这位寻乌通交个朋友，如何？”郭友梅高兴地点头答道：“能和你交朋友，直是三生有幸。”毛泽东坦诚地说：“这次我从会昌到寻乌，想花一些时间作一次社会调查。因为寻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处，是江西赣州和广东梅县之间的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并且开展了土地革命，想听到一些真实情况。”毛泽东话音刚落，郭友梅便自我介绍说，他今年59岁，万安县人，12岁来到寻乌，未来之前，他的叔父做了60年杂货布匹生意，连他共做了100多年了。毛泽东听了他谈的情况后，真挚地表示说：“你就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下次要请你来参加调查座谈会。”说完便起身握手告别。在返回县委的途中，迎面碰到了一位长者，古柏停下脚步，热情地打过招呼，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范大明先生，51岁，是县苏政府委员，他对寻乌革命的情况以及城郊居民对革命的态度都非常清楚。”听完古柏的介绍，毛泽东说：“能认识你，真是不胜欢喜，咱们后会有期。”

     为了深入了解寻乌各阶层的具体情况，毛泽东采取开调查会的方式作深入的调查。开会的地点在城郊马蹄岗西井天主堂，这是一栋用石头砌起来的两层楼房。毛泽东就住在靠东面的一间小房子，睡的床是从外面借来的一张木板床，墙上挂着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一盏马灯，坐的板凳也是从城里借来的，请来参加调查会的，有工农出身的区、乡苏维埃干部，有过去县衙门的办事员，有穷秀才，有店员，还有破了产的商会会长等各阶层人士。人到齐后，古柏叫大家围坐成一圆形，毛泽东坐在中间。古柏将与会的11人逐一介绍后，毛泽东首先打开了话匣子：“我这次到寻乌来，主要任务是做一次社会调查，在座诸位都是深切了解社会情况的人，我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说着，便摊开几张写满了提纲的纸和一个小本子，问道：寻乌县城有多少个行业？多少家大小商店?店主的政治态度如何？这些行业、商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店主的政治态度如何？开始大家有点拘束，谁都不肯第一个发言。毛泽东笑了笑说：“谁知道谁先谈，知道多少谈多少，不要拘束。曾担任过商会会长的老人郭友梅发言说：“寻乌城有21个行业，131家大小商家”县苏干部范大明接着说：“小商人、手工业者一般都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但担心会被没收财产”发言一个接一个，非常踊跃。毛泽东用铅笔在小本上认真记录，有时停下笔来看看发言的人，有时插问一、两句。碰到听不懂的方言时，古柏便在旁边解释一下?；疤庖惶缚?，大家就随便了，会场也活跃起来。有时对一个问题发表不同意见，便不免有些争论，或者互相补充。毛泽东等大家的意见接近统一后，就归纳性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在如何对待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问题上，毛泽东归纳说：小商人、手工业者是我们革命很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因此，必须在根据地执行?；ぶ?、小工商业，争取城市贫民的政策。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看是这样吗？”听到大家说是这样，才接着问下一个问题。

　  这样的调查会开了10多天，会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吃了饭就接着谈，有时就直接到商会、苏维埃政府、工会那里去开会座谈，内容包括政治、经济、交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毛泽东在调查中对寻乌县7个区21户大地主、111户中地主的剥削形式、剥削手段及其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劣行表现逐户问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在调查中深入地了解了土地分配中的各种情况，细心地倾听了贫苦农民的意见。他发现土地分配中“左”的政策并不受广大贫雇农的欢迎，也使一些中农受到影响而怀疑革命。毛泽东在调查时指出：假如对地主一点土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家也只给一些坏田，就使得地主、富农看不到出路，只好拼一条命来反对革命。正确的办法是对地主、富农也同样分田，既要剥夺他们过去剥削来的大量土地财物，又要使他们活下去。为了搞清楚寻乌是不是存在卖妻鬻子的状况，毛泽东还专门找了3个不同村的贫苦农民开了个小型调查会。这几位农民如实向毛泽东反映说：“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种田人吃不上饭的在村里要占百分之四十，第年有百分之五的人家破产，加上债主催租又逼债，使得一些贫困交加的农民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惨境下，不得不忍痛卖妻鬻子。”毛泽东听到这些真实的情况后，深刻地指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的关系。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是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中心，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从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要在党的领导下，摧翻地主阶级，打倒封建势力，富农一般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性剥削，但自己参加劳动。因此，对富农在经济上应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的政策┈┈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雇农都活下去。”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期间，还抽空与群众一起劳动，开展田头调查。有一次，他从住地往县城走去，途中正好看到农民群众在田里拔稗草，便把鞋子一脱，挽起裤管和衣袖，走下田塍。他边干活，边亲切地问农民：“今年你们能不能把田种好呀！”农民们高兴地说：“分了田，一定能把田种好！”他笑着又问道：“土地是谁分给大家的？”农民感激地说：“是苏维埃政府给的。”毛泽东摇摇头说：“不对，是你们自己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得来的。当然要感谢苏维族埃政府，但主要的是要靠大家组织起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说得老俵们连连点头称是，干到晌午时分，毛泽东和老乡走上田头休息，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着茶水，边谈起家常。毛泽东详细询问村里有多少户人，都姓什么，几户贫雇农，几户土豪劣绅，多少耕田的，多少手艺人，多少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红军田留了没有，有没有派人耕种，每人分多少田，等等。大家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毛泽东的提问。

     毛泽东在寻乌作了10多天的调查，还没有想走的意思。警卫员有点耐不住了，便问道：“毛委员，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走??？”毛泽东正在整理他的调查记录，听到警卫员的问话，便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用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警卫员一眼，和蔼地说道：“小鬼，调查、调查，学习、学习；多了解一些情况嘛，走那么急干嘛！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我才放心。”于是，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一个有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他在会上将没有把握或不够清楚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让大家议论，广泛地征询意见。

     时至正午，毛泽东请大家吃饭，一共八桌。没有椅子，大家都站着吃。饭是砻去了谷壳的糙米，菜是一碗豆角、一碗青椒。毛泽东只吃一点豆角。古柏问道：“毛委员，你不是爱吃辣椒吗？”“爱吃。不过近来胃不好，不太敢吃。”“这是我们本地的辣椒，名叫‘灯笼泡’，别看它大，却不辣。”“是这样？我们湖南的辣椒虽然小指头大小，辣得很呢。”毛泽东挟了半个“灯笼泡”，咬了一口，“果真不辣，这叫大而无用。”接着幽默地说：“凡事不能光看外表，像它这么大，以为一定很辣，实际一点不辣。就像现在的反动派一样，貌似强大，其实不过是‘灯笼泡’。我们这些革命同志个个都是湖南辣。”

     午饭后，毛泽东又和大家围坐在一起，接着开调查总结会。这个大型的调查会又开了两天，寻乌调查才算圆满结束。

     离开寻乌之前，毛泽东经过认真的思考，写下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在书中一开头就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么？“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他批评了那种照抄书本、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理论上的伟大创造。

     毛泽东还于1931年2月在宁都小布整理出了一本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除序言，共分5章39节，详细记载了寻乌的政治、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及土地革命斗争情况等内容。它不仅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而且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它为党解决和制定在土地革命中对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抵达江西新余罗坊。一天，他派传令兵请八连连长温奉章和指导员傅济庭去谈话。这两个从兴国来当红军的老俵一听说要去见毛政委，收里既高兴又紧张。他们跟在传令兵后面，走过几条街巷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这是一家店门，门口挂着一面两丈宽、上面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走进店里，他们上了大板梯，拐个弯就走进了一个大房间。房间里光线很亮，窗户下面有一张抽屉桌，桌上摆着报纸、书籍等，壁上挂着水壶和手枪，墙角上铺着一张简单的木板床。毛泽东正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报纸。一听到有人进屋的脚步声，他便随手把报纸放在床上，站起身来，招呼他俩坐下。警卫员端上茶水后，毛泽东问温奉章：“你从兴国带来的是后备队，还是补充队？你们的队伍是怎样搞起来的？”温奉章答道：“毛政委，我们来参加红军的都是后备队，这支队伍是从农民暴动开始搞起来的，后来组成了农民赤卫队，红军来了以后就改编为后备队。” 毛泽东又向傅济庭问了些有关兴国籍战士的具体情况，然后说：“我打算找你们两位，另外再加李昌英、陈贞山、钟德玉、黄大春、陈兆平、雷汉香6位开几天调查会，作一次“兴国调查”。说完，拿出了一个调查提纲，要他们作一些准备。

     调查会是从10月28日开始的，开会的地点是在楼下的店里。毛泽东先是对这8个人的家庭情况作详细的调查，从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经济情况、家庭内部团结等问题一一作了“每事问”。接着又对兴国县第十区（永丰区）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作了详细的调查。每天开会两次到三次，有时开到半夜三更，但大家都不觉得疲劳。毛泽东仔细地问了这个区土改前后的土地情况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农村军事化等情况。有一次会议开得较长，毛泽东讲了一段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话使大家开怀大笑,消除了疲劳。他说：“1929年4月，我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从于都到了你们兴国，县委在鸡兴岭前的大草坪上召开群众大会，会开到一半时，天空忽然响起隆隆的雷声，接着，豆粒大的雨点便瓢泼似地落了下来。当时，正值兴国遭春旱，几十天滴雨未下，秧苗眼看就要干死了。真是革命一来，年景都变，变得风调雨顺了┈┈。”毛泽东听后连声说：“你们这些意见提得好，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这些不良作风应引起我们的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和群众监督，加以纠正。”调查会结束后，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次调查，较之历次调查要深入些。应深深感谢你们这几位同志。”按照原定的调查提纲，本来还要对儿童状况、妇女状况、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以及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状况进行调查，但因蒋介石已调集1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罗坊附近，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1月4日撤离罗坊，东渡赣江。兴国调查就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提前结束。

     1933年11月18日，毛泽东率中央政府检查团来到兴国县的长冈乡，就苏维埃选举运动、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的推销与合作社运动等问题进行了为时7天的社会调查。

     次日晚上8时，毛泽东在长冈乡列宁小学的教室里召开小型调查会。参加人员有党支部书记、乡苏干部、合作社主任 、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妇女主任等8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桌上摆着盛满开水的8只粗瓷饭碗,一盏青油灯忽闪忽闪地亮着。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询问长冈乡的消费合作社是什么时候办起来的？合作社主任李奎应一下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头上急出了汗。毛泽东和蔼地说：“慢慢想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李奎应这才鼓足了勇气说：我们听说中央有指示，号召办消费合作社，但又没有资金，就试着发动大家集资，一共凑了50股，每股5毛钱。我们就用这点钱，再加上打土豪时留下的100块银洋，把它作为办社的基金。我们派人秘密潜入白区，买了点盐和布回来再卖给群众。这样做危险性太大，后来我们找到了商人，由他们将货物运送到赤白交界处，我们派人接运，省了好多麻烦。因为采购来的都是群众急需的物品，所以只要货一到，很快就卖完了。群众反映说：“怎么不多采购些来呢？”我说钱不够呀!于是有人提出，地主家里、祠堂里的大匾是贴金的，可以剥下来。我们跟村干部研究了一下，就发动大家去剥金，将剥下的金打成戒指、首饰拿到白区去换货。这下我们的消费合作社可就红火了，除盐和布外，还有水鞋和日用品。街上的盐要4角1斤，我们卖2角5分一斤，社员买只收2角。年终分红利，每股发1斤盐，大家非常高兴，到第二年，就发展到200多股。“你们消费合作社有几个职员？”毛泽东接着问道。李回答说：“一共有3人，一人负责采购，一人负责营业兼会计，我就全面负一下责。”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办合作社就要像你们这样，人少办大事业，走群众路线，群众急需要的东西就要多买，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转过头来问乡苏主席：“你们乡苏维埃政府主要干了些什么工作？”乡苏主席汇报说：“我们乡苏政府由乡苏主席、副主席、文书等5人组成常委会负责全乡工作，而且都不脱产，不拿薪，自带饭菜来办公。乡苏政府每天除一名常委值班外，其余4人下村了解情况，督促检查扩红、推销公债、优待红属、组织担架队和慰劳队等项工作的完成情况。”毛泽东还从政治到经济，从群众生活到风俗习惯，以至长冈乡的山林、河流、物产等等。分门另类地一一问道。

     晚上开座谈会，白天他就到各村作一些实地考察，使调查材料准确无误。一天，毛泽东在村子里看见了一幢新房，就问是谁家的。乡苏干部告诉他说，房子是贫农马荣海家的。年前马荣海的住房不慎失火烧了一间半，新房子是乡苏政府和互济会发动群众捐款、帮工、找料，用了3天时间盖起的。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连声称赞乡苏干部做得对，政府应该十分关心群众生活，群众才会把革命政权当作自己的生命。毛泽东还访问了代耕队长、犁田能手李玉英，并在地头看了她的犁田表演。毛泽东坚起大拇指夸道，根据地的妇女不仅是革命的骨干，而且是生产能手，真不简单。

     毛泽东在作实地考察归来的路上碰到红军家属刘长秀，便问她，家中有几个人吃饭？粮够不够吃？刘长秀回答说：“我丈夫当红军走了，大儿子也当红军走了，家里没有劳动力。但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想到了，当我粮不够吃时乡政府和互济会就会派人立即送米来救济生活贫困的群众。乡苏干部不仅关心我们群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全乡办了4所列宁小学、9所夜校，还办了俱乐部等。

     离开长冈乡之前，毛泽东一再吩咐乡干部：村子里有座小桥坏了，要修好，不然小孩子上学要跌倒的。时过几个月后，毛泽东还向到瑞金来开会的长冈乡干部询问：小桥修好了没有？听说修好了，才放下心来。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号召说：“兴国长冈乡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