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第二个夏日，毛泽东风尘仆仆来到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走出低谷，作了又一次努力。
“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1961年7月17日晚上，宁静的庐山已被夜幕笼罩，几辆轿车停在一幢别墅式的庭院前，毛泽东又来到了庐山。这是他第二次上庐山。
两年前，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是一次重大的失误。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纠“左”的进程，继续“大跃进”，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严重的困难教育了党，“左”的危害性被全党所认识。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并大声疾呼：“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党内又出现了一股爽人肌肤的清风。
为了切实纠正第一次庐山会议以后重新泛滥起来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了工作会议（通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实际情况作了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的。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着重地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恳切地说道：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因而对情况若明若暗，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说：“战争年代，我在江西呆了几年，开展过不少调查。这种风气，现在淡薄多了。所以，大家回去后一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今年成为全党‘实事求是年’。”过后不久，毛泽东又印发了自己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党中央接连发出了关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许多文件。这是60年代初期党的工作发生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
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自上而下地发展起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先后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也轻车简从，下到工厂、农村、学校，收集第一手材料。这些工作为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举行的，是贯彻调整方针的重大实际步骤。1961年1月14日至18日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严重困难，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要各条战线都要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克服“左”的错误，把工作放在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上。这次会议是“大跃进”以来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会后，毛泽东首先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整农村政策。1961年2月6月，他在深入调查，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于6月中旬发全国各地讨论、试行。这个条例修正草案总结过去三年多的办社经验，针对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在是否办公共食堂等问题上也有了松动，允许社员自己作主。它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因而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遏制“共产风”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农村政策的调整初步告一段落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战线。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调整当时比较紧迫的工业和高等教育这两条战线的政策。
主持讨论《工业70条》和《高教60条》
8月下旬的庐山已是秋意盎然。牯岭周围的红枫叶、鲜艳夺日，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始举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会议主要讨论了工业问题，认为，“八字方针”虽已提出一年多，但工业战线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计划指标，以致调整工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毫不动摇地执行调整方针，下最大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大跃进”以来工业战线的混乱状态，会议讨论了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通称《工业70条》）。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和组织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派出11个调查组到北京、天津、上海、太原等地的工矿企业作调查，并亲自到辽宁等地听汇报。7月26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工业、整顿企业的意见，并具体部署由薄一波负责组织人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8月中旬，他又多次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逐条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的条例草案。由于这个文件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毛泽东要求留京的邓小平赶到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8月底，邓小平抵达庐山。9月5日，他在会上作了发言。面对着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列举了工业战线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要按照《工业70条》，一个一个地抓，一个一个地整理好。工业调整和整顿是为了前进，不能失去前进的信心和方向。
9月6日傍晚，毛泽东又外出散步了。这一次，他一口气登上了牯岭西北面的仙人洞。那是一个在悬崖石壁上的天然石洞，洞口有700多年前的石刻，洞旁还有傲然挺立的青松。
夕阳西下，仙人洞周围被朦胧、迷离的暮色所笼罩。面对这绮丽的美景，毛泽东显得心情舒畅。情由景生，回来后，他写出了铿锵有力的七绝：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诗言志”，毛泽东以艺术笔触，刻画了庐山的秀丽景色，抒发了他在逆境中卓然独立、泰然自若和要在困难的激励下争取更大胜利的豪情壮志。
在与会者的努力下，会议顺利通过了《工业70条》草案，向全国公布。
《工业70条》草案除阐明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任务及与国家的责、权关系外，还对企业内的领导体制、岗位责任制、劳动纪律、工资制度、关于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政策、经济核算、工会的作用以及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等作出了规定。
《工业70条》草案的制定，对于恢复国营工业企业的生产秩序，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条例》的贯彻执行。全国各地企业管理混乱的状态迅速改变，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工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通称《高教60条》）。
“大跃进”中，教育战线也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冲击。学校中普遍存在社会活动、生产劳动过多，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影响，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简单粗暴，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一切，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办法，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关部门在党中央领导下起草了三个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包括《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对《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逐条进行讨论、修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次集体讨论正式定稿，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于9月15日各地试行。
毛泽东签发的《高教60条》，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明确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规定了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对学生德、智、体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不宜过多；在教学中，必须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这个条例草案的制定和试行，对于克服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巩固和发展我国高教事业，起了推动作用。
继续解决贯彻《农业60条》中存在的问题
9月上旬的一个上午，明媚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毛泽东宽敞的卧室。他起床活动一下后，看到办公桌上又放了一叠刚刚送来的文件。他翻了一下，双目停留在一份题为《各地贯彻执行60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文件上。那是中央农村工作部8月24日上报给中央的。《农业60条》发到全国试行已经两个多月了，情况如何，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晚上，大地披上银色的月光，四周一处宁静，毛泽东还坐在办公桌旁忙碌着。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又细细地把农村工作部的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农村工作部报告的第一部分列举十个方面的事实，说明《农业60条》贯彻以来农村形势明显好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提高，生活渐趋安定，这使毛泽东感到欣慰。报告的第二部分所列举的在贯彻执行中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数字不能落实；退赔普遍不彻底；部分地区没有给群众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仍然存在等十个方面的问题，更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这份报告批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他的批语中写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兑现，争取明年丰收。”
9月16日，历时25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落了帷幕。
第二天，天高云淡，金风阵阵，庐山的秋意更浓了。下午4时，毛泽东怀着对庐山的眷恋，怀着对今年国民经济好转的信心，告别了庐山。